近年来，一些报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挨骂”的文章。有些内容并不符合史实。

　　笔者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经在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多，访谈了不少老农民、老干部、老红军和老游击队员，并查阅了有关资料。 

现将了解的史实整理和记述如下。

　　毛泽东第一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第二次“挨骂”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 
 
 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话，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咋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